彼时是抗战生於民间起兵的气运【bet36在线备用】,下边便让笔者从这两条线索谈一谈作者对於汪精衞其人及其诗词的认识

重版汪精衞《双照楼诗词藁》序

笔者不抢官做,但自个儿喜爱官人的贵气。中国民间有几椿贵气事儿,新郎新妇是贵人,新女婿到丈人家,外甥到娘舅家,皆是贵宾,做官在人前的贵气亦是像这样的居於其位,而非权力或架子,做新郎新妇是尚未习惯的,做官亦宁是不熟练的好。作者一向不行过官势,而且於官场不惯。在香岛有个相识是商家,家里要娶妇,不过房客不肯迁让,来问小编想艺术,作者觉此事只可好好的合计,由本身出面写信与那房客,焉知那房客不信,说做这样大官的人岂有这样客气,一定是字母冒充。乃至作者斗菲律宾人,斗周佛海李士群,斗汪先生,亦不是凭藉权力。再说作者的外行。在香岛时江太太给笔者的机密费,我都不知就是津贴,却以为供给用於公事,就以之发动外围政治团体,按月向江内人如实报销,焉知汪内人连看亦不看。及後到了香江,小编想这种外围工作不用本人管了,几次三番拒绝接受,才把这机密费来停了。壹遍有个苏州县政党的秘书来见,应对之间那样的规矩恭敬,小编巴不得他就走,他送笔者一轴明人的画,小编连这画亦不喜。笔者恐惧人家对笔者卑躬屈节,但是小编亦很少与人称兄道弟,却多是带姓称人先生。1回汪内人与小编说、「你只当汪先生是您的长兄,当小编是你的大嫂,依年龄小编做你的姊姊也做得过。」我听了也不接下联。小编在汪先生夫妇前原如子弟般端正听话,但仍愿他们待笔者如宾。汪先生对周佛海他们是带名称先生,对公馆派的人则只称名,惟对小编称兰成先生。还都後周佛海林柏生他们都官比自身大,惟因起头一段地位差不离,所以仍是平面相交人。但这还是因为作者的个性,不但是因为历史关系。小编也许像孙悟空,那孙悟空初到天上为弼马温,问是几品官,人答无品,他道「无品想是贵极了」,小编想着不禁好笑起来。後来他为齐天天津大学学圣,亦不知到底是玉皇大天尊所封,抑是他协调所封,作者却爱他的在穹幕遨游无事。笔者与同僚少搭讪,次长军长级以下的官作者连不识得几个,与印尼人自己更一个亦不来往,有点眼睛里看得东吴无人。笔者在马斯喀特有官邸,但常住香岛,侄香港东正教女青年会芸已与阿启从胡村出来,东京家里即由她当家。圣何塞惟一个月底去一二回。作者很少到宣传部,因全数有林柏生在办。小编每去维尔纽斯只是见见汪先生。小编兼任汪先生的机密秘书凡四年,却没有到过秘书室。汪先生有事叫本人去,总在客厅里见。笔者不但於官场是素人,於政治亦是素人。笔者与同僚不但少作酒食冗谈,且亦没有事须要郑重商谈。作者对秘闻无兴趣,不去留意甚麽内幕。小编出入汪公馆,没有叁次泄漏秘密,因为根本没有秘密。官场的起居往往被看做政治化,在汪公馆作者却见国家大事亦只是惯常,所以好。作者去汪公馆,有时即在那里吃饭。平日是午饭分两桌,汪先生夫妇与儿子女儿媳妇,及褚民谊,陈春圃,林柏生夫妇,陈国棋陈国强兄弟等,小编来亦一道。汪先生上座,右手汪爱妻,媳妇傍婆坐,余人均随意就坐。菜是六肴一汤,饭後有瓜果,要算得简单,只因为汪先生,遂觉有似主公的供馔撤馔,能够写入雅乐。汪先生来到,诸人亦不是畏惧,而只是本来端正起来。吃饭亦是一相,汪先生胃口最佳,且总是开开心心的,看她谈笑饮食,真像生龙活虎。夜饭比年饭热闹,有时曾醒方君璧亦来,还有褚民谊妻子,便改为大圆桌,团团坐在一起,菜亦增为十道。曾家方家褚家都是汪先生的亲戚,曾醒是黄花岗烈士方声侗之妻,曾仲鸣之姊,与方君璧是姑嫂,大家都叫他曾三姨,当年孙阿雷格里港先生在时亦敬她是同志姊妹,方君璧则从小在法国的时候多,绘画盛名。曾醒原来倒是个有胆识的,方君璧人很老实,她那真相倒也是一种活泼,但自笔者在汪公馆见她们像旧式名门妇女的不多说话。汪先生对她们很客气。就中惟林柏生爱妻等於女官,她在汪老婆眼前仿佛女儿,汪先生亦拿他当个小学生,她有点像红楼梦里的凤姐,却美丽现前,使人感觉是在广州7月里。汪主席公馆亦就如寻常百姓家,惟何时都类似在过节日的有喜气贵气,原来汪先生的忧国忧民,日理万机,夜里还批文件到更深,亦只如人民人家在美好的小时承当大事。公馆里的人无杂言,不胡乱行走,客厅里与房间里没有甚麽陈设,自然简静,气象壮阔。小编只有几回穿房过户,都以汪爱妻叫笔者。楼上只汪妻子带笔者上去过一遍。见有一个房间是汪先生夜里批文件的,亦在那里写字做诗,像个书房,一般无特别处,但每经过,使人憬然作念。汪先生要算得待作者好。从来王者兴於民间,跟她打江山的一代新人皆是政治素人,汪先生是一个极练达的行政人才,却一直持有政治素人的气概,所以作者这样的外行话他也能听。陈公博周佛海他们於公余之暇宁可胡调,不谈政治,因为他们的政治没有性格,所以要以嗜好来调剂。汪先生只是没有这样的共用之分,虽晏息之时,谈政治说国事亦无不宜,因为这里自然有着性子。有言「政事小说」,政事是足以好到便是作品。而且汪先生这个人又最清,私生活亦别无嗜好。笔者是如同民间人,所以敢平视东瀛军,亦平视重庆张掖,亦平视伯明翰政党,而汪先生亦到底不可能把自家收伏。汪先生把和平不仅看作外策,而作为革命的课题,说「和平反对共产党的建设国」,这实在是他的广大。当初自满洲事变以来,汪先生主张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他说、「和平未到绝望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後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到了这关头,他便建议焦土抗战。国军自东京卢布尔雅那武汉败退到重庆而止,汪先生当即有了自信,知东瀛不能够克制中国,即改焦土抗战为抗战建国。此与後来她说的和平反对共产党的建设国,东瀛欲战则与之战,日本求和则与之和,前後原是一贯。而使我动心的是汪先生说的建国。他终归是孙先生的学生,何时都不忘记「革命尚未成功」。就是她的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与组织政党,作者虽稍嫌其是乌合之众,但亦珍重汪先生的建立,驱市人以成朝廷,如韩信的施用烂兵兵烂卒卒亦能够是壮美之阵。他像孙先生的动不动开府,自称本大元帅,本大总统,比起满洲国政坛及维新临时两当局的奉旨组织,汪政坛到底是从民间兴起的,多少有着革命的气概。但本身总心有不满,嫌只嫌同僚们对日本魄力不够。艳电里原说「日本亦不可能灭亡中国」,汪先生虽承认中国已败战了,但程度还远不至於被克服,故可以和平,纵或有所让步,但非城下之盟,远不至於国体的屈伏。且此有限度的败战,还是可以晓以道义及远大之计,或然恐怕使日本不以战胜者自处,中国不以战败者自处,而成功双方资格完全对等的和约。然则周佛海梅思平并不体会汪先生的趣味,他们看得中国败战的水平已濒於被克制。汪先生没有说再抗战下去中国将亡於东瀛,他只说再抗战下去中国将亡於共产党,但周佛海梅思平他们则以为东瀛有灭亡中国的能力。笔者对周佛海梅思平他们相当慢正是在此。和平运动初起时笔者对於议和的双方资格问题,与汪先生的想法截然一样,但到北京之後,接触了东瀛军与东瀛的所谓国策,笔者起了反感,变得宠信中国常有未败战,连有限度的败战都不是,第三次是对阿蒙森海军报导部长,小编就那样抗辩。笔者这对於双方形势的新判断,未必是根据何种标尺,而宁是因为与中国民间样敢於平视强权。昔人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作者是身在东吴而看得东吴无人,连那东瀛军在内。和平运动原该是革命的。但这革命又是怎样的革法呢?说抗战建国或和平反对共产党建国,不过是政策该与革命结合,却未曾说明了革命,又汪先生的做事,乃至我的敢於平视东瀛军,亦平视卢布尔雅那政坛,平视重庆政党,虽多少有着革命的气概,但除了气概还有本体,这革命的本体又是甚麽呢?小编却简直茫然。我原先相信无产阶级的社会风气革命,前此在Hong Kong,作者还拿汪内人给小编的机密费帮助托洛茨基派,言明无条件,连接受个人友谊的赠与若亦踌蹰,那麽你们只当是中途拾来的好了。是壹位姓王的推却不过,两次才接受了约五百元港币,但她报告上去,上级仍命他如数都退还给我了。托洛茨基派的贞介小编迄今犹敬,而本身不加入做共产党员,彼时是谦卑,量量自个儿十分小会服从纪律,怕一旦弄到对不起这样高尚伟大的党。说实话作者是不惯将身许人,幼年要作者叫俞家义父义母就千难万难,其後亦不肯在邮局定终身,现在虽做了国民党主题委员,笔者亦自个儿看看不像个党员。作者原来於知求其必至,於事求其必达,还比客人认真,如自个儿看错了七七事变,以为它不会扩大的,及後竟扩大了,小编有一年半载切切在心,非到找出了当初观察错误之故,不肯罢休。又如本人在汪政坛,终也没有过一刻儿玩忽,却是不时思前想後,旁人未忧作者先忧。虽然如此,笔者的人性却又是对於理论乃至於天下事的成败有一种洒然。而且彼时本身一边仍爱戴托洛茨基派,一面却在格拉斯哥从事政务,於自个儿的沉思的冲突彷佛是对之不求甚解,好像陶渊明的读书。彼时本人本人也说不知晓,单是渐渐觉得无产阶级革命好像不对,小编虽一直不喜史大林派,而且现在笔者是跟汪先生在做和平运动,但毛泽东宣布放弃阶级斗争,单是像民兵一样的抗战,仿佛比托洛茨基派更有无聊的好。而那般自小编乃更茫然了。是和平对抑是抗战对,这样的问题作者倒还不甚措意,笔者所弄不清楚的是和平或抗战的中坚,即革命的问题。在那一段期间,笔者把学得来的东西都丢开,回到了猥琐人们的各式各样的想法,糊涂也罢,幼稚也罢。三次作者冒冒昧昧的问汪先生、「和平建国岂不就好,为甚麽要添加反对共产党?张掖今已宣布放弃阶级斗争,笔者们就好像不值得强调反共了?」笔者亦不过是这样的问问,其实并没有卓见,不料汪先生立时脸上变色,断然道、「共产党无论做甚麽,都是决不可靠的!现在小编们与重庆争中华民国的命运於一线,即在於反对共产党或被共产党所选用!」但作者听了仍将信将疑,多半不以为然。笔者又1遍向汪先生说、「和平运动要以东南沿新民市的部族产业资本家为基层,如此来组织可好?」我这话实在可笑,简直不像是笔者说的,那是北伐国民党里的新派以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想法,笔者说时连自个儿亦不相信,汪先生听了当然不纳。方今回看起来,汪先生总要算得待我好,作者虽说错了话,他亦不使笔者难堪。还有三遍是本人与周佛海说起,我道、「小编们最近实际唯有和平政坛而无和平运动,笔者们应当发动民众团体,如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会商会公厂联合会等,使和平运动革命化。」周佛海却道、「革命又怎样革法?作者说实话,民众团体又有甚麽用!」佛海是共产党过来人,凡从共产党脱退的,提起革命与民众团体就反胃。他的话作者当然也不钦佩。可是民间这些年来把革命这个字听厌了,笔者便亦厌见林柏生的作品里加进革命的话,他无非是迎合汪先生罢了。这麽中华民国的时代大事到底将是怎样的吧?作者是後来从离开了汪先生之後在武汉,又後来汪政坛覆灭後笔者逃亡在温州,才弄明白了是民间起兵,而结果是全体公民解放军来做了我的相知与佐证,作者虽也称心快意,不过着实咨嗟。小编因而竟能弄得驾驭,倒是多靠开首那一段的糊涂,那幼稚可笑至少有从理论解脱的可爱。彼时是抗战生於民间起兵的气运,而和平运动则无法,故汪政党的职员气不扬。但和平运动亦不是没有做法来结合民间起兵的气运的,而後来的共产党祸乱亦不是命里注定的,可惆怅的只是彼时本身亦见比不上此,无法启发汪先生,以至於有今天的生民涂炭,那一段情由,仍是欧阳修说的、「虽曰天命,抑亦岂非人事哉?」词里有「晓阴无赖似穷秋」,其实却是青春,中华民国当年汪政坛的一段,乃至明天共产党的政权的事,亦皆像这样。连作者的吊儿郎当,亦是这种无赖。三个政党皆於笔者有合有不合,到底不可能勉强,而汪政党彼时,笔者是还都那年夏天起即不再作汪先生的喉舌了。昔年孙合肥先生即没有有过代言人,汪精卫胡汉民邹容吴稚晖诸同志只是各人说他协调所要说的,没有避忌,却能自然不相违反,近期汪先生倒亦是这样待作者。不过作者到底辞去了中华日报总主笔兼职,虽汪先生不准,但本人要好准了自个儿。此後自笔者尚留在Valencia政坛里,惟因汪先生的作风尚未成一种类型,而且本人也爱护政治现前的一笑一泪。

经年累月以来颜纯鈎先生都抱着一个愿望,想推出一部注释本的汪精衞诗词集,让一般读者也能充份欣赏他的故事创作。在笔者们信札往复中,颜先生曾一再表示,政治和艺术必须分别看待,笔者们不应因为不赞成汪精衞的政治,便将他的艺术也一笔抹杀了。这一观点小编是完全同意的。

现在颜先生的夙愿即将实现,但她深情拳拳坚约小编为笺释本《双照楼诗词藁》写序,参与他的创举。感於他的热忱,笔者一诺无辞,可是也未免有几分踌躇,不领悟应该从何处落笔。
自我既不懂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也没有系统地钻研过诗词流变的历史,因而对於汪精衞诗词自己的剖析和评价,笔者只好敬而远之。一再考虑之後,作者觉得也许能够从两个互相关联的角度来写这篇序文:第三、笔者是一个旧诗词的爱好者,并且很早便已为汪的创作所诱惑;第2 、小编又是一个史学工小编,对於汪精衞在东瀛制伏者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权这一举动一向有极大的探赜索隐兴趣,希望找到一个理所当然的历史解释。因而几十年来,凡是有关汪晚年活动的记述,特别是新出现的史料,作者大致都曾过目。上面便让笔者从这两条线索谈一谈我对於汪精衞其人及其诗词的认识。

设若记忆不误,作者想自个儿最早接触到汪精衞的诗是在抗战时期的乡间。大约在自家十② 、三岁的时候,有人把她过去〈被逮口占〉四首五绝写给小编读。像许多读者一样,作者当下便记住了内部第二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时小编很敬佩「革命烈士」,由此小编在自身的心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是前日回首起来,有一件事不行领会,即写汪诗给小编的人(已不记得是谁),仿佛并没有告诉笔者,汪已投靠了东瀛。无论如何,在穷乡荒漠的四川潜山乡间,汪政权的留存根本无人注意。笔者是在一九四八年再次回到大城市以後才弄领聚会场地谓「汉奸」问题的。

第三遍发现汪精衞的小说是在一九五〇年的Hong Kong。小编有时候在报刊上读到汪的〈忆旧游.落叶〉词和吴稚晖反唇相讥的和什。汪词如下: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慽慽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只极目烟芜,寒螿夜月愁秣陵。
(按:末句收入《扫叶集》改作「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见本书注释)

这首词是「艳电」发表以後汪在河内写的,将当时中国的处境和她谋和的心境拾贰分婉转地球表面达了出来,而复创造了一种极其「凄清」而又无奈的气氛。小编读後不但及时体会到「别人有心,予臆度之」的实感,而且对笔者的同情心也出现。小编当然记得元好问《论诗绝句》中说过的话:「心画心声总失真,小说宁复见为人。」可是汪精衞早年〈被逮口占〉和这首〈落叶〉词本人所发出的使人陶醉力量使本人无法相信这是「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钱锺书语,见《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一九八七年,页一六三)

与汪词相对照,吴稚晖「步韵」之什虽大义昭然,政治上绝对正确,但却完全不可能激动小编。(按:吴词也引在本书注释中,读者能够比观。)姑且将「言为心声」的问题撇开不谈,仅就艺术造境而言,汪远高於吴,到眼即辨。我当时曾本此认识写了一篇作品,发表在新亚书院同学们创办的壁报上。但这是六十二年在此以前的事,小编的最初的小说早已不知去向了。

後来读到了汪氏晚年的别的诗词,笔者更深信不疑本人早期对〈落叶〉词的知道虽不中亦不甚远。试读〈舟夜.二十八年十一月〉七律: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柁楼欹仄风仍恶,镫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终生未尽心。(见〈扫叶集〉)
这是他在一九三六年10月从东瀛回丹佛的船上写的。他这次偕周佛海等人去东瀛,已得到日方帮衬,回国後将推行所谓「和平运动」,其实就是建立政权。但从这首诗看,他不仅没有半点兴奋的情绪,而且「神州重见百年沉」之句明明透表露亡国之音。这和周佛海及任何同陌路的反应完全两样。(见後)
总之,以自身个人的见解来看,汪的古典诗词在他那一代人中无疑已达到了超级的品位。近人称许黄公度写的诗能「作者手写笔者口」,笔者以为汪的诗词则是「作者手写笔者心」,其委婉曲折处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关於汪诗的评价,让作者举陈寅恪和钱锺书两人议论,以见一斑。陈氏〈阜昌.丁未冬作时卧病西雅图存仁医院〉七律起句说:

阜昌国王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这是以刘豫比汪精衞,但重点放在诗上,称许汪氏可跻於一代诗人之林。元好问选《中州集》收了刘豫的七绝七首(卷九),都楚楚有风致。钱锺书1941年有〈题某氏集〉七律一首,专为评汪诗而作,值得全引於下: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1941年春天正值汪氏六十岁,陈羣(人鹤)为他刊印了《双照楼诗词
藁》,负责编校的是龙榆生(沐勋),世称「泽存书库」本(见龙沐勋一九四七年跋陈璧君手抄本《双照楼诗词》,收在本书「附录」三),钱与龙时相过从(见钱氏一九四四年〈得龙忍寒建邺书〉),所读汪集必龙氏赠本无疑。关於全诗的童趣已有人讨论过了,限於篇幅,无法详及。(参看刘衍文〈《石语》题外絮语.双照楼主〉,《万象》第伍卷第叁期,2000年十7月,页十─十五)下边小编只想建议两点看法:第一 、「钜公难得此才清」其实和上引陈寅恪诗句所表达的是同样的情趣,即中度称赏汪的诗才;不过因为钱当时是在沦陷的香港(Hong Kong),只好用中立性的「钜公」而已。第一 、钱诗颔颈两联特别点出汪诗的特征,如「寒相」、「死声」、「忧不绝」云云,而归结於「莫将愁苦求诗好」。「愁苦」自是汪晚年诗词的一个显着特色,然而简单地把「愁苦」看作仅仅是为了「求诗好」而特别制造出来的,则对汪精衞有欠公平。从作者所接触到的方方面面内证、外证、旁证等来看,作者始终认为汪诗的「愁苦」主如果他内心「愁苦」的折射。为了证成这一论点,作者们必须从诗转向内心活动,对他为甚麽不惜自毁平生与日本谋和,求得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了解。

先是必须建议,汪之一意求和是创设在一个绝对性预设之上,即当时中国科学和技术远落在日本之後,周详战争一定导致亡国的结局。因而他认为越早谋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溃败的程度,那便唯有听克服者的屠宰了。但这一预设并非汪精衞一个人所独有,而表示了当时相当普遍的认识。让我撇开复杂的政治界,从学术界中选一个人比较客观而冷静的史学家──陈寅恪──作为代表,以说明问题。吴宓在一九三六年四月2十一日的日记中说:

晚饭後,七─八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本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心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还能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
(《吴宓日记》东方之珠:三联,壹玖玖陆年,第陆册,页一六八)
同年一月二十二15日又记:

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
(同上,页一七四)

《双照楼诗词稿》书影
这是吴、陈两人在「七七」事变发生後的私行议论,陈氏两次都坚持同一观点,可见他对此深信不疑。他于是断定「战则亡国」显然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足以抵挡东瀛的武装力量。正如一九四三年岁末胡适在美国2次讲演中所说的:

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问题很简单: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必须和一个顶尖军事和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式的战争。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 problem of a 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 fight a modern 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
(见《胡适日记全集》第8册,新德里:联经,二〇〇一年,页二〇三)

这也是为甚麽胡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力主与东瀛专业进行和谈,直到一九三八年北京「八.一三」战事爆发之後才开始修改他的观点。(见《日记》第柒册,页四七三,1936年二月二十十三十一日条)

陈寅恪的话是许两人心头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开说出来,因为当时中华民族激愤高昂,一听见有人主「和」便羣起而攻,目之为「汉奸」了。事实上,和或战不过是一个中华民族在危机关头怎么样救亡图存的两种分化手段,都得以出於「爱国」的动机。陈寅恪後来在沦陷的香港(Hong Kong)所表现的中华民族气节充份说明了她主和就是为了使中国免於「全局覆没」,然後再「徐图恢复」。同样的,汪精衞在抗战初期的主和也应作如是观。

关於汪精衞因求和而引发的内心疼苦,近日《陈克文日记》刊布,是前所未见的第叁手史料,下边将择引几则,以见一斑。陈克文(一八九八──一九八九)曾参与所谓「改组派」,属於汪系,至1937年初「艳电」发表後始与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变时他在行政治大学参事任上,与汪氏过从甚密,且极得其深信不疑。《日记》一九四零年十3月十二日条载:

九时驱车往谒汪先生。……先生状甚忧郁严肃,知为时局吃紧所扰。
(见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辑录》(六),刊於《万象》第捌二卷第柒期,二〇〇八年十5月,页四七)

所谓「时局吃紧」指「八.一三」Hong Kong之战已溃败,格Russ哥也将弃守而言。汪此时通过周佛海、高宗武等与日本具有接触,已透露别树一帜以求和的意向。《日记》同月十六日条云:

下午八时,到陵园见汪先生,先生及太太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忧虑之色。见面後,先生提醒地图,说明政坛迁往重庆,及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之意。问以外交形势,先生摇头叹息,谓友邦虽有爱心,但作者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无从说起。又说,现时只望我们一心,帮助长久,这些且勿向对外宣传露。停一会又说,从前都市失守,应以身殉,始合道德的万丈观念;今道德观念区别,故仍愿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尽力,言下态度至沉着坚决。见面约一小时,先生说话极少,俯头踱步,往来不已,先生精神之难受大矣。
(《日记辑录》(七)《万象》第7二卷第⑧期,二〇〇九年三月,页四七)

壹玖叁叁年版《汪精衞诗存》,被视为《双照楼诗词稿》前身,编者雪澄传是其妻陈璧君
这是政坛撤离底特律前两四天的情况,汪的「忧虑」更深,内心「难过」也更大了。日记所说「友邦好意」则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居间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参与者之一。(见《万象》第⑦二卷第九期,页四五─四六,三月三十7日条)但由於蒋介石不肯松口,所以她抱怨「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最後他以「沉着坚决」的态度强调继续「为国尽力」,其实正是决心求和的一种暗示。因而一个月後在汉口(十10月二十八日)《陈克文日记》中有以下一段纪事:

晚饭後到商业银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员长纪念周中之演说词大要相告。(按:蒋在演说中强调「抗战到底,决无妥协之唯恐」云云)先生言,此蒋先生鼓励群众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後与委员长讨论时局之纲要见示,并云,余非敢动摇蒋先生之决心,弟(即「但」)有决心而无办法,徒供牺牲耳。纲要若干则,最重要者认为,敌人军事胜利後将控制小编之经济与财政,以中国人之钱养中国之兵以杀中国之民。对今後的危机,可谓指陈痛切,惟积极之办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临别先生诫云,余与蒋先生所讨论者,慎勿告人,余谨应曰唯。
(《日记辑录》(八)《万象》第10二卷第10一期,二〇一〇年十八月,页八四)

汪氏的「纲要」首倘若为他的一方平安主张提供一种立论的根据,其弦外之音是说:中国如改「战」为「和」,虽暂时受到委屈,却能够阻止日本获取周详「军事胜利」;如此则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可怕後果便能够幸免了。很显然的,汪是想以战败的严重後果来打动蒋介石,逼她改变政策,可是并未奏效。

这里笔者还要提议一项主要事实,即汪精衞的主和最早是以神秘格局向蒋和国民党领导阶层提议的,并非以她个人为和谈主体。一九四〇年1月30日汪覆孔祥熙(时为行政治大学长)信中说:

弟此行目标,具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有所,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无法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多少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
(引自朱子家(即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Hong Kong:春秋杂志社,1957年,第3册,页二〇)

这一段话完全是事实,而且除蒋之外,其余党内领袖与汪立场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六年十1月十三十二十10日的日记说:

(高)宗武来,谓明儿早上与孔祥熙、张岳军(羣)谈,时局仍有百分之一转机;明天清晨,再与孔及汪一谈。为之稍慰。
(《周佛海日记全编》,香岛:中国文联出版社,二零零四年,上册,页九四)

可见孔祥熙、张羣等都以倾向於和谈的。胡适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有一条日记说:

夜间咏霓(按:翁文灏)来一电,说国内有「一部(分)人鉴於实力难久持,愿乘此媾和」。
(《胡适日记》第7册,页六一八)

同月十二二十二日又记翁的电报云:
是答笔者的佳电(按:指十八月十二十五日电报),说汪、孔甚主和,蒋「尚未为所动」。
(同上,页六一九)

主和派在党内忽然抬头,是因为4月4日广州陷于,再过伍 、三日武汉又陷入,军事桃月呈崩溃之势。可是由於蒋「未为所动」,主和派最後还是沉寂了下去。

在中心政坛完全关闭了与扶桑一向谈和的大门以後,汪才决定亲自出面和东瀛进行另一轮的地下谈判。《周佛海日记》壹玖叁陆年十一月三二日载:
八时起。(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衞(按:即东瀛首相近衞文麿)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时始散。饭後午睡。三时起。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讨。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
(上册,页二〇一)

其次天(十八月二十十1三十日)周又记:
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内人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时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份能够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於是决定照此覆电。经数次会谈,抑(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兹事体大,亦难怪其费尽脑筋,前顾後盼也。
(同上,页二〇一─二〇二)
这两条记事是关於汪氏心境状态的第叁手史料,极为主要。但这里必须先对记事的背景作一简单交代。壹玖叁陆年十4月十二和十5日,梅思平、高宗武分别来到东京,和日方负责人影佐桢昭与今井武夫举行秘密谈判。最後在三1日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双方拟定了计划,一方面,近衞文麿发表关於「调整中国和东瀛邦交根本方针」的宣言;另一方面,汪精衞则公开响应,然後再一贯与日方进行谈判。为了作到这一点,汪和她的追随者便必须脱离重庆,逃至中国境外。(参看《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一九九,编注
3)从上引周的两条日记可见,梅思平从法国首都回到香岛後,马上赶到了重庆,向汪报告与日方交涉的具体结果,并商讨怎么样离开国境的问题。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汪在一连两天的集会中都表现出彻底推翻前议的意向。他也许对两个谈判文件──《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不满意,也许感到日本不可信赖赖。无论怎样,这时(十八月二十六 、11日)离他出走河内(十7月十八日)唯有三礼拜,而仍犹豫不决如此,则内心之冲突与优伤,已可想见。

竟然在政权即将建立之际,汪仍旧内心充满着痛楚,而未表露半点兴奋的情绪。兹再举两个例子以为证明。其① 、马敍伦一九四一年十六月十二日在新加坡拜访陈陶遗,後者说出了下边包车型客车故事:
二十九年(壹玖叁捌),精衞至北京,亟欲访笔者。我因就之谈,问精衞:「是不是来唱双簧?」精衞即泣下,作者又问:「此来作为,有把握否?」精衞亦无法肯定。(见马敍伦《石屋续渖.记汪精衞与张静江书》,引在刘衍文〈《石语》题外絮语.双照楼主〉一文中,页三一)

陈陶遗是政治和实业界的老先生,又和汪私人间的交情很深,马敍伦所记则是亲见亲闻的事,所以这条史料大概反映了汪初回东京时期的心理。

那一个:《周佛海日记》一九四零年一月十五日记:
七时起,陪汪先生谒(莱切斯特)陵,凄雨苦风……汪先生读遗嘱,声泪俱下,余亦泣不成声。
(上册,页二六五)
这是在所谓「还都」(十1月11二十四日)前十一天的事,汪却还是深陷在忧伤的情绪之中。

如上笔者从汪精衞自「八.一三」以来力主和议一直下溯到1936年她在卢布尔雅那建立政权的前夕;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特别器重他的思维状态,就本人所能收集到的笃定证据作判断,笔者只能得到上边这个看法:由於确实相信「战必亡国」,因而她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与妥协为代价。他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口授的遗书中说:

对日谈判,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无法不忍痛交涉……。
(〈最後之心绪〉,收在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Hong Kong:春秋杂志社,第六册,一九六五年,页一五九。按:此文曾有过争论,但自笔者反覆推究,承认其真实性,至少它至极真实地展现了汪的老年「心境」。)

他明知「与虎谋皮」,都仍坚持应「忍痛」为之,这正是他余生思维长期陷於愁苦状态的来自所在。这里让笔者重引〈舟夜〉七律的後半段: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读了上引有关汪的种种激情描述之後,小编们现在必须承认,这几句诗把他内心最真实的感触和盘托出,而且其委婉情势也达到了艺术的惊人。笔者还要介绍他在《三十年以後作》中最後一首词──〈朝中措〉──「重春日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於心,亦作一首」: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徧,心头块磊,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按汪氏词稿原迹影印本收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册第2页。「眼底风光」之「风光」两字,原拟作「沧桑」,但「桑」字尚未写,即改成「风光」了。其实「沧桑」更为写实,但出自汪的笔下,未免过於难堪耳。)

此词作於一九四二年重阳,即公历七月2二十八日,再过两个月他开刀取出背部子弹,发现已患脊骨瘤,次年十四月十一日便病死於东瀛伊兹密尔医院。所以这首〈朝中措〉很只怕是她词中绝笔。这时他出任所谓「国民政坛主席」已三 、四年,而词中揭露出来的思维和心绪竟和亡国诗人元遗山如出一辙。可是只要细读他的遗书〈最後之心绪〉作者们便必须承认,这首词便是他当时「心情」的忠实写照。一句话说到底,汪的诗词基本上能够用「诗言志」或「言为心声」来加以归纳,其中所呈现的「愁苦」决不恐怕是为了「求诗好」而伪装或夸张出来的。(陈克文也认为汪最後几年诗词表现了旺盛上的「创痛」。见《时代洪流一书生──陈克文日记》附录十二〈忆陈璧君与陈春圃〉中「独行踽踽最堪悲」一节。)

如上关於汪精衞心路历程的反覆论证并不是为他翻案,价值判断根本不在小编的考虑之内。作者的绝无仅有指标是通过心思事实的创建以精晓她的诗词。现在自身要引一二反面包车型大巴例证,与汪的心情状态作对照。周佛海主和的正老板由,从他的日记来看,与汪精衞几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记中又记下了国民党同仁的共识:「咸以如此打下去,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共产党打也。」(《周佛海日记》一九四零年五月6日条,上册,页七九)这也和汪精衞预言战争「必将使中国共产党坐大」,如出一辙。(此一问题这里无法展开讨论,但读者可参看胡文辉关於陈寅恪〈阜昌〉诗「一局收枰胜属谁」句的长注,《陈寅恪诗笺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贰零零玖年,上册,页二〇二─二〇四)所以笔者们大约能够断定,在早期避战求和的阶段,周的重要动机也出於对亡国的恐惧,与汪氏似无大异同。但是到了後期在东瀛羽翼下建立政权的阶段,周的个人企图心便在不知不觉中,暴揭破来了。《周佛海日记》一九三七年无射二十五日条:

八时半起。与(梅)思平商拟各院部院长、部长人选,因拟行决定,因与思平戏言,中心政坛即於十一分钟之内在余笔下产生矣。
(上册,页二三七)

这是汪精衞、周佛海等等在青岛与北平、格Russ哥两个伪组织会商後得到日方认可,准备创设所谓「大旨政党」,由周佛海负责拟定人选。周的「戏言」其实就是忘乎所以的轻佻表现。同年1月三十二十七日,即伪「国民政府还都典礼」的第1天,周又写道:
四时返寓,犬养(健)、伊藤(芳男)来谈。一年努力竟达目标,互相甚为欣慰,大女婿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党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重飘扬於石头城畔,完全系余1人所发起,以後运动亦以余为中央,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今後困难问题固多,仅此亦足以自豪。(《日记》上册,页二七三)
这一番自言自语不但把他得意扬扬的轻狂心情发挥到了极致,而且更暴表露他推动伪政权的建立重点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权力野心。(「以後运动亦以余为主旨。」)同年7月十六日的日记恰好提供了一个最生动也最有意思的例证:

刘复之看相,谓余於五年内握大权,四十九以後备位谘询,为之心冷。迷信虽不足恃,然刘於六年前谓余必长财政,今果尔,亦奇矣。如余仅能当权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劳力耶?
(《日记》上册,页二八八─九)

占星先生预言他仅能「当权五年」,他大失所望,顿时心灰意懒,其权力慾之大,能够想见。然则换一个角度看,这位占星先生的灵验也实在令人惊异。笔者推测刘复之也许已算出他四十九岁以後将有牢狱之灾,不过不便明言,只可以以「备位谘询」四字搪塞过去罢了。无论怎么着,这不失为一个很风趣的插曲。

周佛海「握大权」後的兴高采烈和汪精衞居「高位」而依然满怀「愁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若以罗君强和周佛海加以比照,则後者又象是高不足攀了。罗是星期天手扶植起来的人,後来汪政权中曾担任伪司法部长、湖北省长、新加坡市秘书长等要职。抗战爆发时他是行政治大学秘书。陈克文一九三七年5月十28日记载了她在汉口的一回谈话如下:

军委会秘书厅秘书罗君强亦即行政治高校秘书到四明银行敍谈。亏他发出如下的议论:他说「印度人在北平创制新组织,多般熊熊,影响必定不少。如今小编们能够随意选择笔者们的去处,那一处待遇好,小编们便到那一处,横竖都是中国人的统治,又何必分彼此呢。」……这段话就像是是说笑,又宛如不是说笑,介松、彦远听了都很生气。笔者最担虑的倒不是君强个人是或不是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许三人会如此动摇起来。
(《陈克文日记辑录》﹝八﹞,《万象》第八二卷第9一期,页八三)

事後笔者们当然知道,这是罗君强的由衷之言,决非「说笑」。但全部这样想法的人在汪政权参与者之间恐怕相当普遍,代表了当时独立的所谓「汉奸」言论。作者们必须跳出罗君强以至周佛海的思索层次,然後才能开始探索汪精衞的「最後之心境」及其晚年的诗词。这是本身深信的。

本人这样说并不是特地抬高汪精衞,否认他的政治动向与活动後面也有个人的动机。傅梦簪在1936年7月曾分析过汪的「犯罪心思」,认为由於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严,以致很已经形成了一种要做「人上人」的强烈心思。他又特别提到,陈璧君恰好也是一个「人上人」慾望最强的人,由此终於走上了「汉奸」、「卖国」的征程。(见〈汪贼与倭寇──一个心境的解释〉,收在《傅斯年全集》,新德里:联经,一九七七年,第6册,页二二九─二三六)傅孟真富有民族热情,全文下语极重,见仁见智,可不深论。他关於「庶出」的思想分析是还是不是可相信,因资料太少,也只可以悬而不决。但他所提议的「人上人」心情,却提示了一个正确的探求方向。他论陈璧君时有下边一句微妙的话:

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
(同上页二三二)
这句话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原来的小说(《後汉书》卷十三〈彭宠传〉)只说「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并无「其夫之为人下」语。作者深信傅之增字解经是为了要点出汪不甘被蒋介石压成党内第伍位这一事实。笔者们都晓得,在抗战前的圣Jose,蒋主军、汪主持行政事务,大约尚是分庭抗礼的形势。然则抗战发生以後,蒋不但独揽军与政,而且更进一步正式占据了党的最高地点。一九四零年5月二十十九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总裁制,以蒋为总裁,汪则副之。以汪在党内的历史而言,这是相当使他难堪的。所以严格地说,这不是汪氏夫妇要争做「人上人」的问题,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问题。关於这一点,当时人无不了然。马敍伦说:

汪、蒋之隙末凶终,以致国被凌犯後,精衞犹演江宁之一幕,为万世所羞道,受历史之谴责。在精衞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够不分其责。观介石後来之於胡展堂(汉民)、李任潮(济琛[sic])者,皆让人黯然;则精衞之铤而走险,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谓非有以驱之者也。
(《石屋续渖》引在刘衍文前引文,页三〇─三一)
这正是说,蒋的唯作者独尊必须对汪之出走负起相当的大的责任。
一方面,陈璧君在汪建立政权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远比外间所传为大。陈克文是很思念陈璧君的人(见陈方正编校《时代洪流一书生──陈克文日记,一九三九──一九四八》,广州:中心商讨院近代史研讨所,即将出版,一九五零年九月11日条),却也在《日记》中频仍记下了陈璧君的负面行为,而且其来源都出於与汪氏夫妇关系极深的人。(如壹玖肆叁年10月十210日条记云:「汪精衞之事敌寃死与伊﹝按:陈璧君﹞之关系最大。」)但最直白可靠的证据则是由周佛海提供的。一九四五年3月13日周专程到日本乌兰巴托医院探访汪氏的病,记他与陈璧君的谈话云:

出与汪内人谈一小时。余表示行政治高校长及军委会长,仍以代行为宜,不必代理,汪妻子就像心安。盖其意,恐余与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笔者两人真意,而以权利之徒目吾两耳。
(《周佛海日记》下编,页九〇九)

此时去汪死仅三个月,陈璧君仍大概大权旁落,在交谈中逼得周佛海声明只是「代行」而不是「代理」。这一定是陈璧君本人的主张,决不代表汪有此顾虑,因为汪在壹玖肆贰年一月5日赴日治疗登机前的亲笔手令即明言「职权交由公博、佛海代办」,他并未用「代行」字样。(见《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壹册卷首影印本)

汪精衞也有个人的动机,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比较地看。他对亡国的忧虑的确占据着主导的成份。胡适在听到汪的死讯时也建议了一个思维分析,但与傅梦簪的观点有所不一致。他说:
精衞毕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
complex。他总觉得,「我生命尚不顾,你们还不可能相信笔者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别的一件事。此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
(《胡适日记全集》卷八,一九四二年十四月十210日条,页二〇〇)

「烈士」情结确实存在於汪的识田之中。不用说,这一情结蒙受国家危亡关口必然首先被激发起来而变成行动的原有力量之一,汪的主和与出走即通过开始;然後合营着别的内外因素,终於演出一幕历史悲剧。

在小编的认识中,汪精衞在本质上应该是1人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征途,因此终生陷进了权力的社会风气。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便决定了。现在自个儿决定要把他搬回诗的社会风气,所以上面引她一九二四年一封论诗的信,以为序文的终结:

适之先生:

采纳了您的信,和几首诗,读了几遍,觉得极有意趣。

终究是自己没有读新体诗的习惯呢?还是新体诗,另是一种好玩的东西呢?抑或是两样都有吗,这些疑问,还是梗在小编的心头。
只是本人还有一个见解,笔者以为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出来,旧花样照旧存在,谁也替不了谁,例如曲替不了词,词替不了诗,故此笔者和那绝对主张旧诗体仇视新体诗的人,即便不对,不过对於那么些绝对主张新体诗抹杀旧体诗的人,也觉得太过。
你那首看山雾诗,俺觉得极妙,笔者从前有相类的诗,随便写在底下给你看看。
晓 烟
槲叶深黄枫叶红,老松奇翠欲拏空;
朝来别有空蒙意,都在苍烟万顷中。
初阳二月逗轻寒,咫尺林原成远看;
记得江南烟雨里,阿姨鬟影落春澜。
您只要来东京,要知会笔者一声。
祝你的虎头虎脑
兆铭  6月二十二十四日

这封论新旧体诗的白话信收在《胡适日记》中(第④册,页一一五─一一六,壹玖贰伍年5月3日条),信中所引〈晓烟〉二首收在他的《小休集》卷上,第叁首末句第二字「都」在集中改作「只」字,别无异文。这封信仿佛还没有受到注目,但它让作者们看到在纯粹诗世界中的汪精衞,这是很可珍贵的。

2012年七月二十七日於Prince顿
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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